​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做得不够好，主要是因为研究人员受到外界干扰太多，学术研究的思想和技能不能很好地积累和传承。另一方面，学者缺乏对现有理论的深入思考和批判，因此很难实现基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一、 学者的行政化

​部分学者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往往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对学术帮助不大的行政事务上，无暇进一步开展深入的研究。由于各种学术头衔和帽子当道，而考核需要看论文，研究人员对论文的渴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个人所发表论文越多，影响因子越高，就越有机会获得各种帽子，越有机会兼任各种行政职务，从而获得优厚的待遇。然而各种行政事务，如各种评比、大大小小的会议等极大分散了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是原本很出色的学者，在经过这样的“行政化”之后，自身的知识、研究能力和学识也很难再进一步增长。已经“行政化”的导师，除了自己的研究很难再深入，还是否有时间认真指导学生？是否还能对基础理论等做深入思考？

​步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知识和技术的更迭周期不断加快。以生态学和进化领域为例，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以及使用的技术手段往往都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或者升级，十年左右的时间甚至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技术和思想革命。如第二代测序技术、全基因组的生物信息学分析等，在最近十年内发展极为迅猛。如果不是奋斗在科研一线，一直坚持追踪重要文献，学习新的技能，即使是十分优秀的科学家，知识、技能全方位落伍也是必然的。这是很多已经“行政化”的学者所面临的问题。

二、 一线的科学家

​相比已经主动“行政化”或者被“行政化”的那一部分科研人员，大部分基层科研人员的现状是：理论基础都没有打好，能做修修补补的工作就已经不错了，又何谈对基础理论做重大创新？能否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是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不过，大多数科研人员，想要发表英文学术论文时，英文写作还不过关，要找论文编辑公司润色修改，其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目前，我国发论文的主力军是在读博士、博后和助研，这些研究人员大部分处在相关知识理论技能的学习和积累阶段。他们所做的一般是导师交给的课题，这些课题往往是比较小而具体的问题。绝大部分研究也只能是对现有体系进行修修补补。换句话说，一线科研人员大部分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也没有能力做出所谓“基础理论重大创新”。

三、 国外的“基础理论重大突破”

​近年来，国外学者所作出的原创性重大理论突破，也都是奋斗在研究一线的学者，在四十岁以后，仍然坚持深入思考，对现有知识进一步汇总，对旧的理论进行深入梳理和批判之后建立的。能从事这些工作的，往往是学术领域大师或者宗师级别的人物了。以生态学的一些重要理论为例：提出岛屿生态学理论、生态位理论、代谢理论、中性理论的生态学家，在提出相应理论之前就有相当的建树，本身就是十分优秀的学者。提出相应理论时，大多已是人到中年甚至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但是仍然能坚持独立思考。而我们的学者，由于理论和技能常常学习得不够系统，进行理论研究时，常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由于对生存现状和短期的产出非常担心，大部分还处于中年焦虑状态。

四、 总结

​“基础理论重大创新”重大创新，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好奇心的驱使，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需要良好的治学态度、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特别是需要对现有的理论的思想进行深入梳理、批判，再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没有对现有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就不会有创新，更不要谈什么“基础理论重大创新”了。